一
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５月整理出版了李健吾先生当年以“刘西渭”笔名发表的《咀华集》和《咀华二集》，以《咀华集・咀华二集》的书名，列为该社“大师谈文学”丛书之一。虽然很早就已经知道李先生的这两本名作并且读过其中的几乎所有篇章，但我一直没能买到一册，所以这
新书入手，自然乘兴再读，不料忽然发现一个过去一直不曾注意到的问题。
本书卷首的《出版说明》中说：“《咀华集》出版于１９３６年，《咀华二集》出版于１９４２年。”《咀华集》没有什么，《咀华二集》的出版时间却显然有些儿不对。
《咀华二集》所收八篇评论，其中固然多数都写于１９４２年之前，但最后三篇，《〈清明前后〉》文末注明写于“一九四六年”（顺便说一句，印象中一般选本里用的是民国纪年，想来原书如此，我一直对这种擅改为公元纪年的做法不能同意），《三个中篇》写于“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八日”，《陆蠡的散文》写于“一九四七年三月五日”，均在１９４２年之后。而且，茅盾的《清明前后》剧本１９４５年发表出版；三个中篇中（乔）穗青《脱缰的马》１９４３年１２月重庆自强出版社出版（为该社“新绿丛辑”之一），郁如《遥远的爱》初刊１９４４年《文阵新辑》，同年４月由重庆自强出版社出版，路翎《饥饿的郭素娥》１９４３年３月由桂林南天出版社（一说希望社）出版，――这三个中篇的出版时间（及出版者）此处所写不一定准确，但也不会有太大出入；――写陆蠡的一篇写到他的被害，说他失踪那天是１９４２年４月１３日，显然也不可能是写于１９４２年之前。此外，作者在《咀华二集》的《跋》中还曾说到，书中关于朱大?（有的书中写作“?”或“ ”）的那篇的写作已经是“将近十六年了”，而书中《朱大?的诗》文末所注的写作时间是“一九三一年五月”，如是，则此《跋》当写于１９４７年５月稍前，也就是书中最后一篇《陆蠡的散文》写成稍后。如此，则《咀华二集》的出版时间应是在１９４７年５月前后，而绝不可能是在１９４２年。
二
起初我以为就是复旦大学出版社在本书的《出版说明》中写错了出版时间，于是随手查阅了述及此书的几本著作，想看一下对此书出版时间的准确记录。不料这一查竟然又发现了一个令我非常吃惊的现象。
首先查阅的是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７月第１版），该书在各章之后附有“年表”，颇便查阅。翻读一过，未曾见到对《咀华二集》的记录，只在第２２１页第九章的“年表”中提到，１９３６年１２月，“刘西渭批评论集《咀华集》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本章在第２０７页提到了李健吾：“刘西渭能够容纳、理解不同艺术个性的作家，他的批评集《咀华集》所评论的对象中就包含了政治倾向和艺术流别彼此不同的作家：曹禺、卞之琳、朱大?、沈从文、废名、夏衍、叶紫和萧军，等等。”所说到的八个作家，倒有朱大?、夏衍、叶紫、萧军四个是在《咀华二集》中才论及的，而关于夏衍的那篇《〈上海屋檐下〉》写于１９４２年１月，《叶紫的小说》一篇则写于１９４０年，均在《咀华集》出版的１９３６年之后。而这个第九章所讲的是“１９２８～１９３７年６月”之间的“文学思潮与运动”。――我所据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是１９９８年１２月第２次印刷的本子。这次特意到书店去看了一下，此书最近的一次印刷是２００５年７月第２１次印刷，版式、装帧与旧本不同，内容则似乎全未更动，故这个错误还是一仍其旧。
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中，收有李亦飞编选的《李健吾代表作》（华夏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１０月第１版）。该书附有一份“李健吾主要著译书目”，其中录有《咀华集》，文化生活出版社１９３６年出版；也录有《咀华二集》，标明是１９４２年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在上海出版。
接着我又查阅了司马长风著《中国新文学史》下卷（香港：昭明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２月再版本），其第三十章附录的“战时战后文艺论著概览”在第３６５页记录有《咀华二集》，也说是１９４２年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在此前第３３９页本章的正文中又说，刘西渭在这一时期著有“《咀华二集》及《咀华记余》两部书，而后一书在战乱中出版，早已散失，在海外极难入手。”又说：“《咀华二集》一九四二年出版，一部分是战前作品，一部分是战时写的，一部分是战后写的。”既已明确说到“一部分是战后写的”，竟然还是认为此书１９４２年出版，真是叫人难以理解。
为了彻底查清这个问题，我又找到张大明编的《李健吾创作评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８月第１版）。该书卷首有李健吾本人于１９８２年２月５日所写的《序》，其第２页中说到：“评论大都选自巴金主编的丛书《咀华集》。第一集是我在北京写的。第二集是我在上海写的，除掉《朱大 的诗》一篇，那是写在１９３１年。”本书编者在页下做有注释。其中对“第一集”的注释提到：“《咀华集》１９３６年１２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对“第二集”的注释提到：“《咀华二集》１９４２年１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也是认为《咀华二集》出版于１９４２年。李健吾于１９８２年１１月２４日去世，在他写序将近十个月后，但是是在该书出版之前，不知他是否见到了张大明先生所做的注释，因此无法判断他本人是否认可对《咀华二集》出版时间的说法。
联系司马长风所说《咀华记余》在战乱中的出版和散失，我甚至怀疑文化生活出版社确实在１９４２年出版了一册《咀华二集》，而此书以及稍后出版的《咀华记余》均在战乱中佚失，于是在战后的１９４７年又整理旧作重新出版了一种《咀华二集》，这就是我们现在见到的本子。
然而，随后我又查阅李济生编著的《巴金与文化生活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１１月第１版）。该书编有一份详细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图书目录（１９３５～１９５４）》，其中第５７页记录《咀华集》１９３６年１２月出版，列“文学丛刊”第三集；第６０页记录《咀华二集》１９４２年１月出版，列“文学丛刊”第七集。翻阅李济生书中的这份目录，在１９４２年之后并未再找到关于《咀华二集》的记录，因此很难证实这个猜测。
三
不过，司马长风的说法倒也并不是全无根据，因为与其持相似说法的也有很多。
比如，由马良春、李福田担任总主编的八卷本《中国文学大辞典》（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１０月第１版），在其第五卷第３６８８页由蔡清富撰写的“咀华二集”词条中就写到：“文化生活出版社１９４２年初版，１９４７年再版。”但是，该词条接着又说：“本书收评论８篇，涉及小说、戏剧、诗歌和散文。”其所列举的作品，正是现在所见到的《咀华二集》的全部，因此似乎是认为初版和再版在内容上完全一样，而这显然是不对的。
《中国现代文学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１２月第１版）第５７１页在“《咀华集》”词条中则说及版本的变更：“有《咀华集》和《咀华二集》两种，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分别于１９３６、１９４２年出版。……《咀华二集》大多写于上海，初版时收评论六篇，１９４７年再版又补入三篇。”这就具体指出了《咀华二集》的再版情况。又补入的三篇，想来就是《〈清明前后〉》、《三个中篇》和《陆蠡的散文》。只是，按照这个说法，再版本的《咀华二集》应该是收有九篇文章，又与现在见到的版本不同。
较上述两种辞书更具权威性的《辞海》，在１９８９年版和１９９９年版“李健吾”条目中，都记有这么一句话：“以刘西渭笔名写作的评论文章，后结集为《咀华集》、《咀华二集》、《咀华记余》等。”（见《辞海》１９９９年版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１月第１版，第１５３３页）
不知《辞海》这一说法的根据是什么，但李健吾本人倒是也曾提供过一个大致类此的信息。在为《李健吾创作评论选集》写过《序》之后，１９８２年７月１７日，李健吾又为即将出版的《李健吾文学评论选》（宁夏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８月第１版）写了一篇《后记》，其中说道：“这里收的大多是《咀华集》三种版本的全部文字。”明确宣布《咀华集》有三种版本。那么，这三种是否就是《咀华集》《咀华二集》和《咀华记余》呢？可惜作者没有再进一步给我们提供更为详细的信息，因而只能期待：或许某一天，人们能有幸忽然发现大家认为已经佚失了的那两册书还有存世。如果真有这么一天，对于现代文学研究界，尤其是对于李健吾的研究者来说，那可真是一件天大的喜讯。
话这么说，实在还是有点儿感慨于目下对李健吾的研究的粗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现代文学研究已经逐步走向深入，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然而，一个关于《咀华二集》的如此明显的错误，却一直延续了二十多年，而且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悲剧，也是一个很大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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